11月，农夫山泉和《京华时报》互诉侵害名誉权案在北京开庭审理，迄今尚未宣判。

对于这场争议，有专业人士指出，《京华时报》报道多有偏颇之处；还有网友则指出该报本身就在经营纯净水业务，有公权私用的嫌疑。

【点　评】有关双方的诉讼，自有法律公断，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。这里只说双方关于是舆论监督还是舆论暴力的争论，回答这个问题，需要厘清舆论监督的原则与依据。

媒体实施舆论监督的依据是保障公众权益，所以必须坚持公正立场。但《京华时报》的报道不是讨论农夫山泉的水质问题，而始终纠结于饮用水标准，且作出“农夫山泉标准不如自来水”的判断，不知依据何来，难免会误导公众。

《京华时报》以超大规模的篇幅讨论这个问题，有这个必要吗？是不是会遮蔽了其他更值得公众关注的议题呢？何况其版面中还含有曲解国家领导人讲话等处理手法，也显示出其报道带有一定的情绪性、片面性。

另外，舆论监督报道应该执行“利益无涉”的标准，而《京华时报》却被网友披露自己也在经营桶装水业务，即便纯属巧合，恐怕也难以撇清受利益驱使的嫌疑。

正如普利策所说：律师作为职业只为其雇主服务，医生为病人服务，建筑师为主顾服务，只有新闻事业把公众利益当作自己的利益。尽管传媒的话语权、监督权掌握在传媒人手中，但我们必须明白，这是代表公众行使的权利，是要为公众服务而获得的权利，决不能让这项权利成为媒体为逞一时之快，甚至谋求私利的工具。

四、“合理想象”　新闻所忌

【事　件】2013年4月，《南方周末》刊出《与自己的战争》，报道复旦研究生毒杀室友案，报道试图从“人性”角度去解释此案为什么会发生。但是报道刊出后，一些传媒学者及读者认为报道掺杂了颇多记者的想象。比如，北京大学王辰瑶副教授指出，《南方周末》报道的开头是：“2013年3月31日中午，林决定下毒。目标是他的室友、复旦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黄洋。……林取出试剂瓶，里边是从实验室偷带回来的N-二甲基亚硝胺溶液。”再如对林某取毒行动的叙述是：“动手那天，林恰在大楼里有课。他借口要去存放剩余试剂的房间拿手套之类的杂物，在导师的陪同下进入实验室，确认了目标所在，也确认了储物柜钥匙的位置”。对于犯罪嫌疑人投毒和取毒这些关键性的描写，记者采用全知式视角，进行了现场化的描绘，如同电影中展现出来的镜头，记者的叙述也有如导演般的自信——对被展示者的行动、心理都了然于心。事实上记者既不在现场，对林某又无法采访。在这里，记者采用的是不在现场的“现场化”策略，将叙述触角伸进了无法凭借事后采访还原的心理层面，不能不说这里有“想象”的成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