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历十年浩劫对文化的摧残，有一段时间，不少人并不理解更不尊重编辑，认为那不过是“剪刀加糨糊”、“改改错别字”的“雕虫小技”。在实施专业人员技术职称时，给编辑定职称，就曾经遇到不小的阻力。有人说，“别的行业都有大师，你们编辑有什么大师”。好在社会充分肯定编辑的贡献，不仅坚持设置了编辑职称系列，还通过设立韬奋出版奖，以及多项优秀出版人物的评奖，提高了编辑的声望，促进了社会对编辑身份的认同与尊敬。

不过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，加上出版行业的转企改制，编辑在出版流程中的作用与角色也出现一些变化。对传统编辑身份的评价及认同,似乎又产生了新的解读。直白地说，在当前，有文化的学者型编辑，与会赚钱的“准商人”编辑，哪一种更受人认同？

所谓“准商人”编辑，是我起的名，是泛指出版界部分存在的某种思潮。例如：抬高和重奖策划编辑，轻视文案编辑；尊崇渠道为王，否定内容为王；强调营销一票否决，漠视选题文化价值。有些会公关、能挖到名人选题的编辑，只需签完合同，把书稿让校对去校差错，一年竟能发稿几千万字。这样的编辑，高创收多提成，处处吃得开，无异“准商人”；而埋头查据考证、潜心提炼书稿的编辑，却因出活慢，创收少，只好坐冷板凳。现在还出现一种观点：夸大专业化的好处，主张出版社只需要几名擅长交际的选题策划编辑，具体编辑事务都分离出去，交给社会相应的机构去办，也就是把编辑工作的学术性事务化了。在他们看来，好像今后只需要出版经纪人，而不需要有学问的编辑了。

上述种种，有的可能是出版变革中的新事物，是否可行，尚有待时间与实践检验；有的则是认识上的片面性。但它们似乎有个共同特征，就是忽视或者淡化了编辑固有的学术身份。如果说，以前有人不赞成对编辑行业评定技术职称，那是外界对编辑身份的误解；那么，如今出现对编辑身份的变轨看法，则是出版界某些人自身认知的变化。恕我直言，编辑应该姓“文”，而非姓“钱”，至少应该“文”居前，“钱”居后，而绝不能相反。

《林海雪原》的原稿只是一部“荡匪记”的粗糙素材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龙世辉慧眼识珠，专程把作者曲波请来北京，历时3个多月，帮他重新调整结构，强化故事情节，并设计出护士“小白鸽”白茹这个人物，增添了小说爱情的元素，大大提高了作品的艺术水平与可读性。还有《青春之歌》《芙蓉镇》等多本著名小说，都是经过龙世辉精心修改、充实内容之后才获得成功的。包括作者在内的许多人都清楚，没有龙世辉的编辑加工，就不会有《林海雪原》那一批名著的辉煌。

可以载入出版史册的老编辑周振甫的学术素养，已成为编辑身份的一个公认典范。他在承担钱锺书名著《管锥编》《谈艺录》的编辑中，细心考证，提出了千余条意见，所提很有见地的疑问，深受钱锺书的肯定。钱在《管锥编》序中说：“命笔之时，数请益于周君振甫，小叩辄发大鸣，实归不负虚往，良朋嘉惠，并志简端。”在《谈艺录》初版序及修订版引言中又说：“周振甫、华元龙二君于失字破体，细心雠正；周君并为标立目次，以便翻检，底下短书，重劳心力，尤所感愧。”如今《〈管锥编〉审读意见及钱锺书先生批注》一文，已作为重要出版史料发表。钱、周二人如此学术切磋，相得益彰，更成为学界及出版史上一桩佳话。

还举一位。《全宋词》在上世纪40年代就有个初印本，但内容错漏很多。经唐圭璋与编辑王仲闻合作，校对原书，增补遗词，删去谬误，重排目次，改分卷册，历时6年全面审读加工，到60年代出版了面目一新的修订本。王仲闻为此写出了约10万字的编辑加工记录《全宋词审稿笔记》，此书作为编辑的学术成果，已由中华书局出版。而这些，如果没有充实的学术功底，是绝不可能完成的。

再去看看近些年获得韬奋出版奖和优秀出版人物奖的编辑事迹，都表明上述这些编辑的身上，无不留下浓厚的文化烙印。当编辑，要懂学问，做学问，传播学问，坚守学问，这才是根本。现在提倡编辑了解市场，关心经营，这也属于编辑工作中众多项目之一，需要加以关注，但绝非首要，更不能把它当作惟一。

议论完编辑，再谈总编辑。中国编辑学会会长桂晓风对中华书局的徐俊与顾青说，商务、中华这些出版老字号，是我国出版界乃至文化界的神圣殿堂，能在那里当编辑，都视为有学问的人，特别是当总编辑，那更受人尊敬，可谓是一生的荣幸。我有点感慨说，可惜现在有些总编辑成了小官员，成天忙于事务，根本没时间看书稿。桂晓风接着说，身为总编辑，至少必须做到这样3条：一是本社出版选题的总设计人；二是本社图书质量的总责任人；三是本社编辑的总带头人。（中文编辑校对网节选自中华读书报，《编辑：商人，还是学者》，作者：李景端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