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无心之误与有心之误
书面材料（校对工作的对象，包括原稿和校样）中的错误，可以分为两类：“无心之误”与“有心之误”。
“无心之误”“有心之误”两个概念，是现代史学家陈垣提出来的。他在《校勘学释例》一书的《自序》中写道：
余以元本及诸本校补沈刻《元典章》，凡得谬误一万三千余条，其间无心之误半，有心之误亦半。
陈垣先生没有对“无心之误”和“有心之误”的含义做出具体解释，但分析他在书中列举的误例可知：“无心之误”指校刻者疏忽造成的错误，例如条目讹为子目，非目录误为目录，误连上文，空字误连，因同字而脱字，重文符号误为二字等。“有心之误”指校刻者妄改造成的错误，例如用后起字易元代字，用后代语改元代语，不谙元时年代而误，不谙元时人名、地名、部族、物名、专名、官名、体制而误等。
陈垣在书中特别批评“妄改”。他指出：“一时代有一时代所用之专名，校书者对于本书时代所用之专名，必须有相当之认识，此《方言》《释名》所由作也。”他举了一个典型误例：“腹里”为元代专名，谓中书省所统山东西、河北之地也。沈刻本既误为“肠里”，又误为“服里”。为什么会将“腹里”误作“肠里”“服里”？“腹”误作“肠”，因两字形似；“腹”误作“服”，因两字音同。但根本原因是校刻者不知“腹里”是元代的专名，知识欠缺而又过于自信，以致改不误为误。
现代的书面材料，同样存在“无心之误”和“有心之误”两类错误。
现代书面材料中的“无心之误”，是作者、编者疏忽或笔误造成的。计算机录入排版过程发生的错误，也属“无心之误”，是由于拆字失误、击键错位、指令失误等技术性原因所致。“无心之误”错误比较明显，因而比较容易发现，校对界称作“显性错误”。
现代书面材料中的“有心之误”，是写作主体自以为是造成的，包括作者错写和校订者、编辑妄改。这类错误，往往似是而非，难以发现，校对界称作“隐性错误”。
现今古籍校订书稿中，因妄改造成的错误很常见。妄改的原因主要是校订者以今义理解古义，以今字妄改古字。
例如，某古籍有“中国诸侯”句，校订者用“中国”今义来理解“中国”古义，妄改为“国中诸侯”。“中国”在古汉语里是个多义词：（1）我国专称。上古时代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，以为居天下之中，遂称“中国”，而把中原以外地区称为“四方”，后演变成为我国的专称。（2）指春秋战国时中原各诸侯国。后泛指中原地区，也指中原地区的人。（3）指京师。《诗·大雅·民劳》：“惠此中国，以绥四方。”诗句中的“中国”指的是京师。可见“中国诸侯”当指中原各诸侯国，改为“国中诸侯”是错误的。
又如，某古籍有“人言公之畔，陛下必不信”句，校订者以为“畔”是别字，挥笔改为“叛”。“畔”字古有二义：做名词用含义是“边”；做动词含义通“叛”。这个“畔”字是“叛”的通假字，不是别字。
再如，某古籍有“於戏！吾不为也”句，校订者以为“於”已简化作“于”，遂将“於戏”改为“于戏”。殊不知，“於戏”即“呜呼”，音义皆同。
上举三例中的错误，都是校订者自以为是造成的，都是“有心之误”。
现代原创作品中，“有心之误”更为常见，有因误解字词含义而用字用词错误，有因望文生义而错用成语、熟语，有因语法、逻辑修养不足所致语法、逻辑错误，有因不谙标点符号、数字、量和单位用法标准致误，还有事实性、知识性、政治性错误。
编辑妄改的情况也经常发生，其原因正如清代学者段玉裁所说的，“识不到则或指瑜为瑕”。因此，编辑发排文本(原稿)，既可能存在编辑认同或漏改的作者写作错误，也可能存在编辑妄改造成的错误，即改不误为误。这些错误，都是“有心之误”。
现代作者多用计算机写作，他们交给编辑的不再是手写书稿，而是电子书稿，或者是一块磁盘，或者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编辑的电子邮箱里。书稿介质的这种变化，导致编辑工作方式的改变。编辑通常将电子书稿打印出来进行加工修改。编辑的发排文本，无须拣字排版，只须对照编辑在打印稿上的加工，对电子书稿进行局部修改。如果编辑直接在电脑上对电子书稿进行加工修改，则只须按照版式设计要求进行版式转换。因此，不会发生因拣字排版造成的“无心之误”(改版时可能会错改、漏改，但错漏数量有限)。这样一来，校样上“无心之误”减少了，而“有心之误”则大大增加。校样上的“有心之误”，是从原稿复印过来的，若与原稿对照校核，是发现不了的，因为两者同而无异。这就势必给校对工作带来新的问题。
2 校异同与校是非
针对书面材料的两类错误，校雠学界提出校对的两个功能：校异同，校是非。
将校雠的功能概括为“校异同、校是非”的，是清代校雠家段玉裁。
何谓校异同？段玉裁说：“照本改字，不讹不漏。”
何谓校是非？段玉裁说：“定本子之是非。”“校书之难，非照本改字，不讹不漏之难也；定其是非之难。是非有二：曰底本之是非，曰立说之是非。”“何谓底本？著书者稿本是也。何谓立说？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。”
段玉裁说得很明白：“校异同”解决的传抄传刻的错误，主要是“无心之误”。解决的方法是将不同抄本或刻本对照，发现诸本相异之处，“择善而从之”。“校是非”则不同，它解决的是原著本身的错误，包括原著错误和后代校者妄改造成的错误，是“有心之误”。
古代校雠的这两个功能，也是现代校对的基本功能，所不同的是两者的内涵有差别。
现代的“校异同”，是指将校样与编辑发排文本(通称“原稿”)对照校核，发现了校样上与原稿相“异”之处，即以原稿为依据修改校样，使校样上的字符跟原稿完全“同”，从而保证原稿不错、不漏地转换成印刷文本。
现代“校是非”，是指发现并改正原稿本身的错误，包括作者写作错误而编辑漏改的或认同的，以及编辑改不误为误的。
既校异同，又校是非，才能将一切差错消灭在图书出版之前，使书稿具备付印出版的完备条件。
编辑发排文本有错误，是客观存在，几乎是普遍存在的。
请看校对员在校样上发现的原稿错误：
体现在作品中的情蕴和旨趣，与它所处的时代出现了明显的干格。
“干格”是“扞格”之误。“扞格”的含义是相互抵触，格格不入。“干格”无解。
《洛神赋图》……《历代名画记》中载西晋明帝司马昭作有此图。
司马昭是三国时代的人物，且西晋并无“明帝”，作《洛神赋图》的是东晋明帝司马绍。作者把东晋和西晋、司马绍和司马昭搞混了。
零下40度的酷寒，寒流压得温度计里那根细细的水银柱一个劲地矮下去。
“零下40度”当作“零下40摄氏度”(或“-40℃”)。水银的凝固点是-38.87℃，气温降到-40℃，“那根细细的水银柱”早已凝固了，“矮”不下去了。这类错误是作者写作不够严谨造成的。
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内有208条河，其中额尔齐斯河、额敏河、伊犁河是外流河。
额敏河和伊犁河都不是外流河。外流河指“流往海洋的河”，额敏河和伊犁河都不流向海洋，而是流往国外。作者显然没有弄明白“外流河”概念。
革命是千万人民群众长期奋斗的事业，决非少数人一朝一夕可以完成。
句中的“决非”当作“绝非”。决、绝二字都可以用在否定词前面，但含义有细微的差别。“决”用否定词前面，表示不容怀疑、不可动摇，含有主观成分；“绝”用否定词前面，表示排除任何可能性，含有客观判断的意思。“绝非少数人一朝一夕可以完成”，表示的正是对事物的客观判断。两个词含义接近，最容易混淆错用，如果不注意它们的细微差别，是很容易失检的。
5个句子都存在错误，但错误的性质不同，涉及的知识领域不同。1、5涉及语言文字知识，2涉及古代史知识，3涉及自然科学知识，4涉及地理知识。这些错误都是“有心之误”。
下面4个句子分别摘自三位知名人士的著作和一部权威辞典，都存在知识性错误
“七子”之一的广州湾（今广州)是1899年被法国强行租借的。
《广州湾租借条约》中的“广州湾”并非广州，而是湛江港，“广州湾”是湛江港的旧称。
敦煌藏经洞发现前八十天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，火烧圆明园，中国文明刚刚蒙受奇耻大辱。
火烧圆明园发生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之前40年，即1860年，是英法联军的罪行。
苏秦和张仪，一个主张连横，一个主张合纵，他们是同时活动的对手。
苏秦的主张是“合纵”，张仪的主张是“连横”，两人并不是同时活动的对手。
斗 星名，即北斗。《诗》：“维北有斗，不可以挹酒浆。”
“斗”是星名，但不是“北斗”的专名，二十八星宿中的“斗宿”(俗称“南斗”)，也简称“斗”。例如苏轼《前赤壁赋》：“月出于山之上，徘徊于斗牛之间。”句中的“斗”即“斗宿”。上引书证《诗》中的“维北有斗”指的正是“斗宿”。
这4例错误也都是“有心之误”，都是作者写作错误而编辑认同、校对失检而留在书上的。
上述种种错误，都是作者的“有心之误”，表现在原稿和校样上，是“同”的，用“校异同”的方法发现不了，只有进行是非判断，才能发现并纠正这些错误。
2007年8月，新闻出版总署组织检查教辅读物的编校质量，发现两类错误很突出。一类是明显的错别字，例如“七弦琴”错作“七玄琴”，“轿车”错作“桥车”，“人生苦短”错作“人生若短”，“武王伐纣”错作“武王代纣”。这类错误就是前面说的“无心之误”，是录排失误造成的，用校异同的方法不难发现和改正。另一类错误就不同了，例如语言失范，答非所问，单项选择题有两个符合题意的答案，原稿本身就错了，校样上的这类错误是从原稿复制过来的，只有校是非，通过是非判断才能发现和改正。
在铅排时代，手写书稿都须通过拣字排版，再打出校样。因为拣字排版容易发生错漏，而且差错率常常高达20‰以上，“校异同”就显得特别重要。校对必须通过“校异同”，发现并改正拣字排版错漏，从而保证原稿不错、不漏地转换成印刷文本。因此，“对原稿负责”就成了校对的首要任务。
如今的电子书稿，无须重新拣字排版，可以直接进行版式转换，编辑发排文本与传统的“原稿”有了很大的不同。现代的编辑发排文本和校样的异同，有点类似传统的一校退改样和改后打印的二校样，两者的“异”即编辑用红笔在打印稿上的修改，只须用“核红”的方法，就可以把“异”(改版时的漏改和错改)猎获。其他的错误，都是以“同”(校样与原稿同)的形式隐藏在字里行间的。
《图书校对工作基本规程》这样分析现在的原稿和校样：
现在，……多数作者交给编辑的不再是手写书稿，而是一块磁盘，磁盘打印稿将传统的原稿和校样合二而一了，也将录排差错与写作差错合二而一了。编辑在磁盘打印稿上加工，排版人员根据编辑的加工修改磁盘稿，再按照版式设计要求进行版式转换，打印出来的就是校样。这个校样除编辑加工修改的部分和版式以外，与磁盘稿并无二致。因此，校样上可能存在5类差错：(1)作者录入差错；(2)作者写作错误；(3)编辑错改；(4)排版人员修改磁盘稿时的漏改、错改；(5)版式转换过程可能发生的内容丢失和错乱。这5类差错除第4类、第5类两类差错可以用核红、对校方法发现外，均以是非形式隐藏在字里行间。校对主体实际上是进行“无原稿校对”操作，通过是非判断发现差错。
《图书校对工作基本规程》还指出，现代校是非有5个方面的任务：（1）发现并改正常见错别字；（2）发现并改正违反语言文字、标点符号、数字、量和单位等使用的国家规范和标准的错误；（3）发现并改正违反语法规则和逻辑规律的错误；（4）发现并改正事实性、知识性和政治性错误；（5）做好版面格式规范统一的工作。这5个方面的错误，都是“有心之误”，都是用机械比照发现不了的差错。
校对客体的上述变化，对校对提出了新的要求：校对工作必须重新进行校对功能定位。《图书校对工作基本规程》在分析校对客体的变化之后提出：“校是非”上升为校对的主要功能。
校样上“无心之误”与“有心之误”的此消彼长，是写作方式、编辑加工方式和出版方式变化的必然结果，校对方式如果不跟着改变，仍然坚守“以校异同为主”和“对原稿负责”的信条，图书成品差错必然大幅度增多。所以，校对功能必须调整，向以“校是非”为主发展；校对理念必须转变，树立“对读者负责、对社会负责”的新理念。
3 “死校”与“活校”
何谓“死校”？何谓“活校”？近代学者叶德辉是这样解释的：
“死校者，据此本以校彼本，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。一点一画，照录而不改。虽有误字必存原文。”
“活校者，以群书所引，改其误字，补其阙文。又或错举他刻，择善而从，别为丛书，板归一式。”
“死校”是机械校法，“以此本校彼本”，“一点一画，照录而不改”。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。“死校”的存在有其合理性，因为此法容易发现错漏，又可找到改错补漏的直接依据。但是它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：校者不掺己见，不负责任，往往导致以讹传讹。
“活校”“以群书所引”，“择善而从”，改正错讹，从而避免以讹传讹。
在古籍校勘中，运用活校法纠正以讹传讹的例子很多，下面略举几例。
[例1]《魏书·卢玄传》：
卿等欲言，便无相疑难。(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)
有的学者觉得这个句子语气不通顺，便查他书，查到《北史·卢玄传》和《册府元龟》卷一五六，原来是：“卿等欲言便言，无相疑难。”意思是说：你们有话便说，不要互相疑难。补一个“言”字，改一下断句，语气就通顺了。
[例2]《搜神记》中《李寄》一文有一段文字，许多注释本是这样的：
将乐县李延，家有六女，无男。其小女名寄，应募欲行，父母不听。寄曰：“父母无相！惟生六女，无有一男，虽有如无。女无缇萦济父母之功，既不能供养，徒费衣食，生无所益，不如早死。卖寄之身，可得少钱，以供父母，岂不善耶？”
文中的“父母无相”，注释者多注“父母没有福气(福相)”。依照这个注释，李寄的性格形象就很矛盾。说她是孝女吧，她竟咒骂“父母无相”，“无有一男”；说她不孝吧，她却能卖身供养父母。后来有些学者从《太平广记》引《法苑珠林》中查到，原来“相”字后面漏了一个“留”字，“父母无相”原作“父母无相留”。补上一个“留”字，一个孝女的形象就活现在我们面前。李寄“应募(卖身为婢)欲行”，父母不让她走，她就劝说父母“不要留我”(父母无相留)，女儿没有“缇萦济父母之功”，“卖寄之身，可得少钱，以供父母，岂不善耶？”
[例3]唐代诗人杜牧的名篇《寄扬州韩绰判官》：
青山隐隐水迢迢，秋尽江南草木凋。
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教吹箫？
该诗引自《全唐诗》。青山远水，明月夜箫，多么动人的扬州风貌！然而，那“秋尽江南草木凋”却大煞风景。有学者疑“草木凋”有误，便查他书，原来“木”字是“未”字之误。该句应作“秋尽江南草未凋”。虽然秋尽江南，扬州依然草木葱茏。这样便与青山、远水、明月、夜箫构成一幅完美的画卷。
清代校雠家段玉裁主张先正底本，后断是非。“正底本”即改正传抄传刻错漏，恢复原著的真貌；“断是非”即改正原著中的错讹和后代校者的妄改。他说：“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；而不断是非则误今人。”“正底本”必须“死校”；“断是非”则必须“活校”。“正底本”与“断是非”相结合，“死校”与“活校”相结合，才是校雠学的真经。
现代校对更需推行“死校”与“活校”相结合。现代的“死校”，是将校样跟原稿比照，发现两者异同，然后以原稿为依据，将校样上跟原稿不同的地方一一改正，使校样跟原稿完全相同。现代的“活校”，是脱离原稿通读校样，发现原稿本身存在的错误，使原稿更加完善。
“活校”存在一定程度的危险性，有可能改不误为误，造成新的错误。因妄改而致误的例子，在我国古代校雠史上是不少的。韩愈的儿子韩昶改“金根车”为“金银车”，早已成为校雠史上的笑话：“崔豹《古今注》云：‘金根车，秦制也。阅三代之舆服，谓殷得瑞山车，一曰金根’，故因作为金根之车。秦乃增饰而乘御，汉因不改。《晋舆服志》载：金根车，天子亲耕所乘，置耒耜于轼上，乃知是车盖耕车也……韩昶为集贤校理，史传中有说金根车处，皆臆断之曰：‘岂其误欤？必金银车也。’悉改‘根’为‘银’……昶，文公之子也，而不知古，抑又可叹。”所以，“活校”必须“慎改”，坚持“改必有据”的原则。
4 两种功能与两类方法
实现不同的功能，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科学方法。两千多年来的校对实践，创造了许多校对方法，这些方法归结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：比照异同，判断是非。现代校对常用的“折校”“点校”“平行点校”“读校”“核红”等，都属于“比照异同”，它们共同的特点是“机械比照”，是“死校法”。现代校对的“通读检查”，则属“判断是非”，是“活校法”。
“活校法”主要有如下三种。
（1）本校法：脱离原稿通读校样的方法，要旨是“前后互证”，即通过文稿的内在矛盾发现错误。
[例1]
太子曰：“善。然则涛何气哉？”客曰：“不记也。然闻于师曰，似神而非神者三：疾雷闻百里；江水逆流；海水上潮；山出内云，日夜不止。”
这段文字，引自枚乘的《七发》，没有错别字，也没有病语，但存在错误。错在哪里？错在前后矛盾。前面说：涛的气势“似神而非神者三”，后面列举的却是四种。错在引用者在“江水逆流”后面误用了分号，应该改为逗号。江涛气势有三种现象：一是声音，“疾雷闻百里”；二是水势，由于“海水上潮”导致“江水逆流”；三是云气，“山出内云，日夜不止”。
[例2]
正文：公元765年，四川发生大地震。
书末注：天宝十五年，帝奔蜀，川中大震。
文注矛盾。注文是对的。天宝十四年（公元764年），爆发了安史之乱，唐玄宗仓皇出逃，于天宝十五年（公元765年）逃到四川，川中百姓大为震惊。“川中大震”并非“四川发生大地震”，作者误解了“川中大震”的含义。
[例3]
西北地区藏式壁画，除白居寺、瞿昙寺外，桑耶寺也颇具特色。
转换概念。前面说的是“藏式壁画”，后面列举的却是三座佛寺，佛寺与壁画不是同一概念。应改为“除白居寺、瞿昙寺壁画外，桑耶寺壁画也颇具特色”。
（2）他校法：要旨是“以他书校本书”。改必有据，是“校是非”的基本原则。他校即寻找认定错误、改正错误的可靠依据，从而避免因妄改再造成新的错误。他校的重点是引文、转述以及事实性、知识性、政治性疑点。他校所依据的“他书”，应当是国家标准、权威工具书和其他可靠图书。
[例4]
某《唐诗鉴赏辞典》将杜甫诗句“葵藿倾太阳，物性固难夺”译作“向日葵老是围着太阳转”。
知识性错误，“葵霍”并非“向日葵”。向日葵原产北美洲，杜甫是8世纪人，那时还没有发现美洲大陆，杜甫没有见过向日葵。可以断定“葵藿”不是向日葵。那么，葵藿究竟是什么植物呢？其生物特性又是怎样的呢？只有他校才能找到答案。查《本草纲目》等可知：葵，蔬菜，叶倾日。藿，豆科植物的叶子。葵藿即葵叶(借“霍”代叶)。“葵藿倾太阳”即“葵叶倾太阳”。查古文、古诗词又知：古代文人认为，葵叶倾日是为了“卫其足(根部)”，因而赋予它“手足亲情”的人格内涵。曹植在《求通亲亲表》中，曾用“葵藿倾阳”的典故，向哥哥表白手足亲情。
（3）理校法：即推理判断，是“校是非”的重要方法。段玉裁指出：“所谓理校法也，遇无古本可据，或数本互异，而无所适从之时，则须用此法。”就是说，用“本校法”和“他校法”都解决不了，才采用“理校法”。
理校主要从语言、体例、史实三个方面入手。
从语言入手，即通过辨析字形、读音、意义以及运用语法规则、逻辑规律等手段，进行是非判断，从而改正用字、用词、造句的错误。
[例5](我国校雠史上“理校”的经典案例)
触说太后（《战国策》）
赵太后新用事，秦急攻之。赵氏求救于齐，齐曰：“必以长安君为质，兵乃出。”太后不肯，太臣强谏，太后谓左右：“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，老妇必唾其面。”左师触愿见，太后盛气而揖之。
时间过去了两千多年，清代学者王念孙疑文中上句“有复言”与下句“左师触詟愿见”文气不贯。他认为：下句应为“左师触龙言愿见”，才能跟上句的“有复言”相呼应，文气才贯。他推断：“触詟”是“触龙言”之误，龙言（竖排）错合为“詟”。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《战国纵横家》：“左师触龙言愿见”。证实了王念孙的推理判断。
[例6]
这家工厂，去年年产值仅1200万元，今年跃升为3600万元，整整增长了三倍。
数量表达混乱。倍，指跟原数相等的数。计算倍数应减去原数，再除以原数。原产值1200万元，今年产值3600万元。（3600－1200）÷1200＝2，只增长了两倍。
[例7]
十几年中，足迹踏遍15个省200多个县，测量、摄影、分析、研究的古建筑物达2000余处。
语法错误。① 缺主语，缺了“足迹”的主体。② 搭配不当，“足迹”跟“踏遍”不搭配（可将“足迹”改为“双脚”或将“踏遍”改为“遍布”）。③“摄影”是不及物动词，后面不能带宾语（可改为“拍摄”）。
从体例入手，是古籍校勘的重要方法。古文里的经、传、笺、疏，诗、词、曲、赋，各有一定的体例。因此根据不同体例进行类比，可以发现错误。例如《墨子·非攻中》：“诗曰：鱼水不齐，陆将何及乎？”清代校雠家王念孙指出：“‘陆将何及乎’不类诗词，‘乎’字盖浅人所加。”这是从体例入手发现错误的经典案例。古籍校勘的这种体例类比方法，可以运用到辞书校对实践。辞书的编纂，有着严格的体例，但由于编写者众多，容易发生词条编写体例不一致，用体例类比的方法可以发现错误。
[例8]
李鸿章(1823—1901年)，安徽合肥人，清末洋务派和淮军首领……
李庭芝(1219—1276)，字祥甫，南宋大臣，随州（今河北随州市)人……
孤立看，两个条目都没有问题。但对照看，就会发现两者的技术规格不一致：生卒年表述方式不统一；李鸿章无“字”；李庭芝的籍贯排列在官职后面；李鸿章的籍贯后面无今地名括注。在同一部辞书里，“技术规格不一致”是不允许存在的。
从史实入手，即从文章的内容方面检查文字表述是否符合史实。
[例9]
对于纷繁复杂的人生现象，古希腊有位哲学家把它比喻为奥林匹克运动会。
与史实不符。古希腊在公元前146年并入罗马版图后就不复存在，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始于1896年，两者相距2042年。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，怎能用两千多年后的事物做比喻？古希腊的运动会叫做奥林匹亚竞技，作者把古今两个运动会混淆了。
[例10]
（藏经洞）被发现于十九世（下转89页）（上接24页）纪最后一个晚春季节，与八国联军发起向中国的进攻几乎同时。焚烧圆明园的烈焰即将腾起……
与史实不符。火烧圆明园发生在1860年，乃英法联军的罪行。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发生在1900年，圆明园早已化为灰烬。八国联军于1900年6月7日攻占大沽炮台，7月14日攻陷天津，8月14日攻陷北京。已是盛夏而非“晚春”。
现代校对的“人机结合校对法”，是一种特殊的校对方法，它采用基于分词和词间接续关系的方法编制校对软件，再将校对软件与书稿同时输入电脑，通过自动比照发现疑点，提出改错建议。这种技术本质上是“异同比照”，但是机校提出的“错误”并不全是真错，误报率往往高达50％。因此，机校之后，必须由人工进行“是非判断”，剔除误报，采纳正确的改错建议。人机结合校对，实质上是应用现代科学技术，将“校异同”与“校是非”有机结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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