吴海平没有丁点高手的架子。他从家里跑到地铁站口接我们,六十几岁的人管我们这些年龄只到他一半的后生叫“老师”,又客气又认真又热情地念叨:“唉呀,添麻烦了,谢谢,谢谢您。”

　　吴海平当然是高手,但凡能在某一行挂上“王牌”名号的人总得是数一数二的高手。听我们提起他“王牌校对”、新一代“校对王”的称号,他抬起头连连摆手:“没有没有没有,真的,唉呀,过誉了。”

　　干了40年图书校对、大半辈子低头琢磨各种文字,他连走路也习惯低着头,眼睛透过400度近视镜片瞧着脚前那块地面。这位业内有口皆碑、曾在许多书出版前如传奇门将般“扑救”无数讹误脱漏的老校对员一辈子都不善言辞,要他当众讲话,他宁愿掉头徒步去爬一个来回的香山“鬼见愁”,但这无碍于他在自己的岗位上展现出众的技艺与灵巧。

　　在他工作的人民出版社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负责《毛泽东选集》校对工作的白以坦曾因“百万无一失、万万无一失”赢得“校对王”的美誉,吴海平被看作“校对王”二代。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说起工匠精神就要提这两代“校对王”,说他们把一件事做到了极致；也有年轻编辑私下告诉我们,他打心底佩服的人并不多,“但吴老师我非常佩服”。

　　一眼知“文病”

　　吴海平眼力好,一个句子掠过一眼,常常凭直觉就知道有没有毛病。这眼力来自多年的积累与经验,和过人的细致与认真。

　　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三卷出版时,他通读已校过4遍的出版说明,读到“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《在武昌、深圳、珠海、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》”,忽然觉得不对劲儿:难道小平同志在南方这么多地深入视察、调查、谈话才用了四天吗?他立即请编辑部进行核实,发现是原稿漏了“二月”两字。

　　校《恽代英全集》,文内有句“了却向平生之愿”,大家都以为应该去掉“向”,改成“了却平生之愿”,吴海平却觉得哪里不对。他翻查各种词典,终于找到一个生僻成语“向平之愿”——意思是子女婚嫁之事,对照原文语境,句中该去掉的原来是“生”字。

　　《恽代英全集》还收录有1924年8月11日、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,毛泽东、恽代英等联署致孙中山的一封电文,该书主编在台湾意外发现这份珍贵史料,特地影印带回。影印件上,可以看到旧式竖版电文署名处,罗列着一串没有标点、空格间隔开的人名,编者在注释中说署名者有11人,并将这些名字——列出,最后一人叫“叩蒸”。

　　“我总觉得哪儿不对。翻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一看,‘叩’还真是一个姓,但我还是觉得不对,这名也太怪了。”吴海平说。

　　他猛然记起过去曾碰到一种特殊纪日方法。清末开通电报后,因费用昂贵,人们为节约用字一度以地支代替月份、韵目代替日期,历史上一些著名事件,如马日事变、文夕大火、汪精卫艳电等词都由此而来。

　　想到这些,他赶紧去找代字表,一查,“蒸”正是10日的意思。

　　面对文字,吴海平就是个经验老道的侦探,总能察觉别人放过的疏漏,在看起来没问题的地方边嘀咕“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啊”,边一把揪出个大破绽。他的眼力远超一般人对校对工作的认知,审校教育家黄炎培的情书家信集时,他从不起眼处找到依据,补全了信中一首缺字的诗,令黄炎培的儿子大为叹服。

　　有人觉得这很神奇,吴海平说这特简单,“没什么奥妙,只要你认真、仔细、敬业,哪儿有毛病自然都能看出来。我特别认真,真的。”

　曾是“白字大王”

　　“校对王”当上校对之前,曾是妹妹嘴里的“白字大王”。吴海平读初中时赶上“文革”,1970年,初中没读完,他就应征入伍,去贵州当工程兵,挖了5年山洞。

　　刚复员回来那会儿,他嘴里不时冒出个把白字,比如把“冗长”说成“沉长”,被妹妹笑话得不敢张嘴。退伍回来找工作,父亲说你干脆去出版社吧,还能学点文化,就这样,1976年12月,吴海平进了正在招校对的人民出版社校对科,在这里一干干到退休。

　　“哪行都有自己的基本功。做这个工作,你全部的工作对象是文字,手里的工具也是文字,最基础、最需要熟悉的就是文字。你如果对文字都昏昏然,那怎么能做好啊?”吴海平说。

　　他下苦功自学汉语知识,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就翻烂好几本,用他同事的话,“韦编哪止三绝?”1980年起,进夜大上的4年中文课让吴海平获益匪浅,在语法理论上打下不错的基础。

　　“语言是活的,各种语境里遇到不懂你就得琢磨,只要你对不懂的东西有希望能懂的那种感觉,你就会记得特别牢,慢慢得到提高。”

　　从40年前当上校对员起,吴海平读书遇到不识的字就随手记下,忙完手头的活再回来逐个查字典,有时晚上已经躺上床,突然想起还有几个不认识的字,他又立即爬起来,“习惯了,困了累了也要起来查,不查不舒服。这里面也有乐趣,你强迫自己一礼拜掌握几个字,一年50多个礼拜,两年就能上个大台阶。”

　　这么经年累月地积累,他逐渐掌握了相当数量的汉字,开始有融会贯通、举一反三的感觉。“有些字、词,一般人光知道常用意思,你掌握多了,了解其他意项,等读到哪个作者的用字跟别人不同,但用得真妙,心里会很明白妙处,会心一笑。我嘴笨说不好,但那种感觉特别好。”

　　较真炼成“校对王”

　　他说自己算不上好学,就是爱较真。平时看书读报会反复琢磨,这里是不是病句、那里有没有毛病。电视解说员的语误简直叫他难受,比如“刺刀直指苍弓”“战役者”和“加利福尼亚的一只海赖”,“是苍穹嘛,是战殁者跟海獭啊,你们遇到不会的字一定要翻工具书,尤其常见字,千万千万要掌握。”

　　现在,不善言辞、打怵当众发言的吴海平定期会给出版社的年轻人讲课。他反复讲自己的经验,跟年轻人强调你们一定要认真,一定要好好学中国的文字,勤查工具书。

　　据说,他讲课都是干货,但少有调动听众情绪的花样,难免有些枯燥,也有人对他的经验不以为然。对这些,吴海平自己也清楚,“我说你写论文、写文章可能掌握4000来字就够用,但你现在做书,一本书要高质量出版你担负很大责任,你对文字的掌握起码要达到一定高度。”他叹口气,“可一些年轻人不听啊,他们觉得够了。其实真想做个合格的编辑,就您这4000字可还差远了。”

　　他想起自己刚入职时的事。

　　1977年,吴海平进社不久就参与社里的“天字第一号”任务,出版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。某天下午,休息时他在新华出版厂的走廊里溜达,推开车间掩着的门,看见那时已有“校对王”之称的白以坦正在里头看书,他手里拿的是校过多遍、做成“假书”的定稿,一个年轻人在他旁边对着原稿一字一字、一个标点一个标点地读,白以坦低着头一点一点跟着校。

　　“‘百万无一失’是因为每个字都是磨出来的,高质量就是这么来的。后来我跟年轻人说你们以为‘校对王’有多神奇,其实就是不糊弄,靠的就是认真。”

　　工匠的良心活儿

　　吴海平非常喜欢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的堂训:“求珍品,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；讲堂誉,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。”

　　“我觉着这话特别适合我们这工作。你花不花物力、人工,裁量权其实在自己,凭的是良心。”

　　当出版从“铅与火”的往昔步入“光与电”的今天,吴海平说数字时代,出版的各环节都变得更便捷省事,唯独校对岗位,要求变得更高,难度变得更大。

　　在他入行时,校对工作主要是“校异同”,就是比对书稿与作者原稿间的差异。那时,作者们的原稿都是手写稿,里面别字、错误语法很少,出错主要出在铅字印刷捡字、排版的环节。可以说,原稿就是标准,做校对差不多只要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和责任心就能够胜任。

　　而现在,作者们在电脑上敲字代替手写,也许因为他们要先把文字转换成拼音或五笔字码,原稿里的同音错、形近错、语法错比过去多了太多。原稿不再是标准,校对的主要工作也从简单的“校异同”变成“校是非”。

　　“其实大部分书没人会去查你,但你不能有这种心理。你拿着这本书,就好像能看到作者那双眼睛,他好不容易把书写出来,看着你,求你也好好做。还有后面的读者,咱们都对假冒伪劣深恶痛绝,那就从自己做起,不出假货。不是说大话,我真这么觉得,这就是对社会负责。”

　　看大国工匠,吴海平觉得人家真是高山仰止,“就跟神一样”,他敬佩工匠精神,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价值观。“一提工匠,好多人有点轻视、撇嘴,但谁都希望自己享用的东西是最好的工匠做出来的。”

　　他说校对其实也是工匠,“老话说编辑是为人作嫁,那就是做裁缝嘛,校对也一个道理。虽然我们只能算小工匠,跟人家没法比,但做工匠你就得出细活。”

　　他拿超额奖最少

　　吴海平的活细得出名。在人民出版社,校对们每月要完成85万字的定额,超额另有奖金。40年来,他几乎是拿超额奖最少的校对员。“85万字要我轻轻松松完成,我真做不到。查不着的词我非得查出来,该翻《辞海》我就得翻《辞海》,我快不起来。比如‘向平之愿’,不花工夫查词典,怎么能知道?一些语法错误你看几遍才能看出来?质量和速度当然有个度,但活儿从你手里出去,那你就得管,不然不像话。要说谁干校对干得多么又快又好——我反正觉得不太靠谱。”他说这工作对他的生活都有点儿影响,“洗碗我都洗得比女儿慢。”

　　人民出版社编辑朱云河说:“吴老师难得的是,不管计酬制度怎么样,他干的都是良心活。”

　　他说校对是按所校字数算钱,而非按找出的错误,所以500万字的稿子,有的人一两天就能看完,稿子拿出去怎样,拿回来怎样,而吴海平会给你看两个月,逐字、逐字地抠。

　　“吴老师的办公室在三楼,我在四楼,遇到问题、甚至是我们年轻人觉得不算什么的小问题,他都会来回上楼跑好几趟跟我们确认。他是退休的人,又是我们的长辈和老师,这种负责和谦逊都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”

　　朱云河觉得教师、医生、编辑都是良心职业,但恰恰这类职业里有些优良传统正在流失,而吴海平始终是坚守这些传统的人。“长远看,吴老师的不计报酬反而也有很好的回报。很多人、包括领导们都对他特别尊重,这种认可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。”

　　唯有“遗憾”记最深

　　直到现在,吴海平都特别怕看见书的版权页上写有自己的名字,“压力太大”。他说学无止境,弄不好就得露怯,拿到重大书稿,自己永远是“战战兢兢,如履薄冰”。

　　“你经验再丰富,曾经克服过什么难题、查出多少错误,都不能说明这次能不出错,只要放松一丝一毫,立马就被晓以颜色,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。”

　　他心底牢记、嘴边说起最多的,不是曾查出多难查的错误,而是从业以来留下或遇到的遗憾。

　　20多年前的一个没校出的形近别字叫他耿耿于怀至今,一提起还要叹上三回气,“恨自己,现在也不能原谅。如果扣钱就能挽回,那我真是宁愿扣钱,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。”

　　30年前,有一次校对《新华文摘》,吴海平出了个错,但月底评优秀还是评了他,发了10块钱奖金,推拒不掉,他骑着自行车骑到动物园前的捐款箱,把钱投了进去。

　　有一回,他受邀帮人看一套百科全书,看到词条“美国黑人”的配图是个牵着一头黑驴的黑人,他指出这图有种族歧视之嫌,应另选一张。书最后出来,图却没换,这让他到现在都堵得慌。

　　做评委时,他翻到一部引进的经典辞书,指出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”的词条里,写着“北约是捍卫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”这种话,这部书后来被销毁,这令吴海平痛心,“那是水平相当高的好书,如果编辑和校对开始能注意并解决这些问题,书本来是能够出版的,最后损失这么大,简直是惨痛的教训。”

　　他就是没法对任何错误一笑置之,问他就职以来有过哪些光辉时刻,他很真诚地一再感激自己所在的平台,感谢年轻时带过自己的老师、犯错时鼓励自己的领导,说自己光辉一点就惭愧,给个大荣誉就不安。

　　“敬畏”二字重千钧

　　有人曾让吴海平用一句话概括他的职业,他的回答只有两个字:“敬畏”。

　　吴海平最自信也自豪的,是自己对工作的绝对认真。“战战兢兢,如履薄冰”,他又一次强调,“活急的时候,没话说,晚上能熬多晚就熬多晚,我曾经有两次彻夜——”

　　话没说完,一旁他的爱人听不下去了,“我插一句,这真不对!他以前总一两点睡,我说你早睡一点,早上早起,能看到特漂亮的晨曦,好么,他现在是晚上晚睡加早上早起,这不玩命吗?又是糖尿病、又是冠心病,就是舍不得单位这点活。”

　　吴海平有点“委屈”地辩解:“可是真急啊……”“是,你进人民出版,为人民出好书,但您注意点儿啊。退休了还这么玩命”

　　妻子无奈地走开,吴海平小声说,“我也理解她。”

　　问他这么辛苦图什么、又值不值得?吴海平说这该怎么讲呢,“我很知足,自己得到的待遇和荣誉已经很不错,退休前还评上了正编审,校对里,这也就到头了。你也不能光图自己舒服,社里返聘我需要我,让我干什么,我就还是要尽我的责任。”（原标题：《出版界"校对王"吴海平:"校对王"有多神奇 其实就是不糊弄》来源： 新华每日电讯，记者王京雪、李坤晟）